叶永烈：台北酒店见闻

叶永烈：台湾旅游第一站

       照片说明：作者在台北松山机场

今天—— 2008年7月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大陆前往台湾的旅游首发团今天飞往台湾。从此，台湾敞开了对大陆民众赴台旅游的大门。

大陆旅客前往台湾的旅游的第一站，是台北松山机场。

来来去去，我乘坐香港与台北之间的航线时，降落或者起飞都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那是台湾最大的机场，离台北市中心很远，约四十公里，在飞机上看不到台北市中心。

松山机场对于大多数大陆游客是陌生的。我是从高雄飞回台北时，降落在松山机场。

那天，在降落时，我从空中俯摄了许多精彩的台北市区照片。我拍到了台北市中心鳞次栉比、摩肩接踵的高楼大厦，拍到了台北的高速公路与立交桥，其中特别是即将到达松山机场时，清晰地拍到了台北圆山饭店那红色大楼。圆山饭店被誉为台北的地标，名不虚传，因为圆山饭店那红色大楼坐落在一座浓绿色的山头，非常醒目。见到圆山饭店之后不久，飞机就降落在松山机场了。

松山机场在台北的基隆河畔，是一个东西走向的扁圆形的机场。我见到松山机场候机楼的外墙上写着“台北航空站”，显然这是松山机场的正式的名称。由于坐落在台北松山区敦化北路末端，因此得名松山机场。跟桃园机场相比，松山机场要小，但是比高雄小港机场要大。

松山机场是台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北国际航空站与台湾“国防部”空军松山基地共享的中型机场。松山机场兴建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1934年（昭和9年），日方在那里购地，兴建机场。那时候叫“台北飞行场”，于1936年（昭和11年）3月28日完工启用。那时，这个“台北飞行场”除了承担台北与日本之间的航线之外，也是日本军方重要的空军基地。日军对上海、南京进行轰炸，那些轰炸机就是从“台北飞行场”起飞的。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把“台北飞行场”改为军民共用，机场的名字也改为松山机场。当时，松山机场曾经开辟台北至上海的直飞航线。到了1949年，蒋介石从中国大陆败退台湾，松山机场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国民党政府多次扩建松山机场。不过，松山机场毕竟坐落在台北市区，难以再扩大，再说松山机场在夏季的午后很容易形成空气对流，较低的云层常影响飞行。此外，鉴于松山机场周围居民甚多，要实行噪音管制，规定民航运输班机起降时间为每日六时至夜十一时，使松山机场的使用时间受到限制。

1979年，作为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之一的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开放后，松山机场也改为岛内航班专用机场。在松山机场起降的主要是远东、复兴、立荣、华信、中兴、大鹏、德安、凌天这八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所飞的岛内航线有台北至高雄、马公、花莲、台南、台东、金门、嘉义、台中、马祖南竿、马祖北竿、屏东、恒春等十二条航线。

松山机场坐落在市区，毕竟给四周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除了不断从空中传达的一阵阵飞机的轰鸣声之外，四周的建筑物还必须“限高”——不能超过一定的高度。前些年，台北百姓要求废除松山机场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台北除了桃园国际机场之外，毕竟需要一个备降机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松山机场必须保留。最近，两岸直航僵局的打破，松山机场被确定为直航机场，从中国大陆飞来的客机将降落在松山机场。这么一来，松山机场不仅不能废除，还要进行修建（虽说已经无法扩大了），以适应新的飞行需求。

刻骨铭心的打击，发生在1991年。由于写作过度，左眼突发视网膜剥落。医生要我立即住院。非常遗憾的是，虽说大夫尽了力，可是手术不成功，我的左眼几乎完全丧失视力。

医生对我发出警告：放弃写作，改做别的用眼不多的工作。要不，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

对于我来说，放弃写作是不可能的。已经从事创作这么多年的我，创作是我的生命。我无法放弃写作。我意识到，我遭遇了人生道路上的一道坎，必须跨过去！

我决定放弃沿用了多年的写作方法——笔耕，改用电脑写作。在电脑屏幕上，字可以放大，而且把屏幕调节为深底白字，可以节省视力。我想借助于电脑，跨过这道坎。

我花了三千多元从电脑商店里买了一台286电脑，十四英寸的黑白屏幕，大饼一般的五寸软盘。再花了一千多元，配上一台吱吱作响的24针打印机。这些设备在今天看来早已老掉牙，在当时却算是很先进的了。

一个从未摸过电脑的人，一下子要改用电脑写作，迈过这道坎谈何容易？！何况，在当时的中国，用电脑写作的作家如同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我一度打退堂鼓。电脑买来之后，试用了几天，就撂在一边，闲置了两个来月，差一点折价退还给电脑商店。然而，用笔写作，强烈的灯光反射在方格稿纸上，使我眼花缭乱，左眼不住流泪，我又不得不启动电脑，终于克服一道道难关。

第一道难关是输入关。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标准，用汉语拼音输入不行。用五笔码吧，一大堆口诀，令我望而生畏。最后选定了表形码，拿着说明书，一边“研究”一边输入，总算“自学成才”。

第二道难关是操作关。当时用的是“WPS”系统。我像一下子骑在一匹烈马身上，难于驾驭。不是这里出错，就是那里不行。我买了厚厚的“WPS”操作指南，依然“自学成才”，硬是制服了这匹烈马。

第三道关是思维关。习惯于用笔写作，一下子过渡到用键盘写作，一开始怎么也不适应，仿佛思路被键盘“切”断了，不像用笔写作时那样一泻千里。慢慢的，慢慢的，我才学会用键盘“敲”出我的作品。

记得，我用电脑写出第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兴奋得手舞足蹈。当时，这是一篇急稿，我刚刚用打字机吱吱地打完，报纸编辑已经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他见到我用电脑写出的文章，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这是他收到的第一篇用电脑写出来的稿子。第二天，我的文章就见报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用电脑写作。电脑减轻了我的视力负担。十六年来，我用电脑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新作。我终于闯过了这道坎。

其实，人生的道路从来不平坦，谁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坎。要像刘翔那样勇往直前，你就能飞越一道又一道坎，你的人生就充满灿烂和喜悦。

                                                2007年6月7日上午

照片说明：叶永烈在北京大学光谱实验室做毕业论文                                    

昨天，外出回来的我，收到老同学在北京大学聚会的照片，记起昨天——五四青年节是北京大学校庆。

未名湖的湖水是平静的，北京大学却从来不平静。每当我回忆起母校，脑海中常浮现三位命运坎坷的老校长的形象，而北京大学的历史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记得，那是1981年。我步入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看望作家高士其。病房里是那样的安谧，使高士其那嗯嗯喔喔的“高语”显得格外清晰。突然，从敞开的窗口，传来一阵尖厉的痛叫声，我为之一惊。

“是谁？”我问高士其夫人金爱娣。

“是马寅初，得了直肠癌，住在隔壁。”金爱娣答道。

虽然我知道高干病房是不许随便串门的，但是我在看望了高士其之后，还是向值班护士提出：“我要去看看303房的马寅初先生。”

“你是他的什么人？”值班护士问道。

“我是他的学生。”我一边说，一边掏出我的工作证。

“他正病重。你看一下就走。”值班护士终于同意了。

白被单拥簇着一张圆脸，光秃的头颅上只有几根稀疏的白发，虽然20多年没有见过他，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位年已99岁的老校长。病魔正折磨着他，他的脸还显得往日那般和善。可惜，他已耳聋目眩，无法交谈。我大声地在他耳边喊道：“马老，我是您的学生！”他，微微一笑，颔之而已。我向老校长深深一鞠躬，轻轻退出病房，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

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时，领到《迎新手册》，首页便是校长马寅初写的《热烈欢迎新同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他，矮矮胖胖的个子，身体非常结实。他用一口“绍兴官话”向同学们讲话，他的脸像弥来佛似的，总是笑嘻嘻的。

宿舍31斋的的走廊里挂着《光明日报》。1959年，我吃惊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连篇累牍的“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不久，就连大饭厅的墙上，也贴出“批判”大字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大字标题：“马老，你是哪个‘马’家——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

也就在这时，我读到马老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反驳文章，他“明知寡不敌众”，却“单身匹马，出来应战”。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身陷重围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大的学生：“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此后,虽然马老被撤掉北大校长之职，但是他的“不屈不淫”，他的“敢言敢怒”，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1979年，马老的《新人口论》一出版，我当即买了一本。我读罢，深为他的真知灼见和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佩。人们深切此感到：“错批马寅初一个人，中国多生了几亿人！”我写了《马寅初的成功》一文，为之赞叹：

“只有发现真理而又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马寅初的继任者是陆平。我爱听陆校长的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口齿清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我求学期间，陆平正处于一帆风顺之际。我记得，1963年，当我们在西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拍毕业纪念照时，请来了陆校长。

他笑盈盈地坐在正中，在纪念照上留下永恒的微笑。

不料，三年之后，在上海工作的我，从报上读到那轰动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惊讶地得知陆校长蒙尘！此后，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陆校长挂黑牌挨斗的照片；此后，就连我自己挨批斗时，也被说成“黑帮陆平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

1986年夏，我因创作长篇小说《浩劫》，从上海来到北京，到陆老家中采访。

我与陆老以及陆老夫人石坚作了长谈。我惊喜地发现，饱经磨难的老校长，心地是那么宽广，情绪是那么乐观。他的思维还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侃侃而谈，不减当年。往事不堪回首，而我的采访话题，却正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是那般磊落，富于自制，坐在沙发上回忆20年前的风暴，跟我谈聂元梓，谈康生老婆曹轶欧，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经过，谈“喷气式”批斗，谈他的干校生涯，谈他给毛泽东主席去信和他获得解放的经过……

我问陆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是怎么过来的？不论在你的外表，或者在你的心灵，几乎看不出‘伤痕’！”

他爽朗地笑了，双眼透过紫色边框的近视镜片射出坚定的目光：“第一，我相信自己。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平生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种种不实之词，我坦然。我从来没有悲观。第二，我相信党，相信人民。我深信，有朝一日会水落石出的。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是坚定不移的，是充满信心的。有了这两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他的这段话，是他的内心世界的最清楚的曝光。

在结束采访时，他竟问起我来：“你是北大理科六年制的毕业生。当时，我是六年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你能不能就你毕业之后的工作实践，谈谈六年制的利弊？你对当时北大课程设置，有什么意见？……”

这时，他的夫人笑道：“你怎么还像在当北大校长的时候一样？”

他大笑起来：“虽然我现在不当校长，我可以把他的意见转告北大嘛！”

哦，他的心还在北大！

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在几位校长之中，我接触最多的，要算是副校长傅鹰教授。

刚刚跨进北大校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一位个子矮胖的教授迈着八字步，走上讲台，语出惊人：“第一章，《化学的重要性》，我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考取北大化学系的，都是充分了解化学的重要性的。好，现在开始讲第二章……”他，便是傅鹰先生。 

我很爱听傅先生讲课。他风趣、幽默，有着相声演员般的口才，课堂里常常爆发大笑声。整整一年，他给我们教普通化学。作为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由他教普通化学，如同吃豆腐一般便当，可是他竟常常备课到夜深。那时，他住在中关村。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也是我们的教师。有一次劳动，分配我给傅先生家送煤，我来到他家。在我的想象中，教授之家一定富丽堂皇，而傅先生的家却那样的朴素。

傅先生心直口快，在1957年便差一点成为“右派”。毛泽东亲口御批傅鹰是“中间偏右”的典型，总算使他免于苦难。1958年“拔白旗”时，傅鹰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北大校刊上登载批判傅鹰的文章，那标题我迄今还记得：《白旗晃动，贻害无穷》！……

1979年11月，当我去北京出席第四届文代会时，有关部门知道我是傅先生的学生，约我为两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傅先生写报告文学。我拿着全国政协的介绍信来到母校，却没有用过那张介绍信，因为所采访的张青莲教授、唐有琪教授、黄子卿教授等，都是我的老师，用不着“介绍”。他们异口同声称赞傅先生的最大特点：敢说直话！

傅鹰的正直，连毛泽东都十分赞赏，称他的讲话“尖锐”而又是“善意”的。

可是，也正因为他敢说真话，在北大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尤其是“文革”。他被斗得死去活来，依然直言不讳。在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上头”派人了解傅鹰的动向。傅先生对来人说：“总理的逝世，损失不亚于斯大林。我担心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傅先生的话，被飞快地汇报上去。“上头”问：“傅鹰所讲‘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那人又跑到傅先生家里，傅先生直截了当答曰：“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了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我怀着对傅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1980年5期《新华文摘》当即全文转载，因为傅先生的直道而行的品格，确实感人至深。

从“五四”运动起，北京大学校史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风云与北大紧相连。我有幸在北大度过了六个春秋，受到马寅初、陆平、傅鹰这样的师长的教诲。这三位校长跌宕乖戾的命运和刚正不阿的人品，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持健康心态 携手迎奥运

    ◆江河海(2007年4月6日《新民晚报》)

    本报昨天发表了何智丽专访《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后，引起强烈反响。今天，本报又发表叶永烈的回应文章。

    本报编者在刊发这两文时，心情是沉重的。为什么沉重？

    何智丽和叶永烈是20年的老朋友。现在何智丽为叶永烈的3篇报道而气愤，而叶永烈也不得不写出回应文章，说明这两个人都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新民晚报和新民周刊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主流媒体，新民周刊发表叶永烈访问何智丽的连续报道，不为炒作，只是想通过回顾“让球”这段乒乓旧史，提出应该怎样看待金牌，怎样看待奥运精神，怎样正确理解体育运动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用意在于形成一个健康、宽广、快乐的心态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同王蒙委员2007年3月12日在全国两会上的迎奥运发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旨是相同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大国国民理应具备健康宽广的胸怀啊！

    可是叶永烈关于何智丽的报道，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出乎编者意料的是，网民对何智丽的指责谩骂滚滚而来，严重干扰了何智丽的正常生活，这是让编者深为遗憾痛心的。可见怎样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健康的迎接奥运的舆论环境同样很重要。

    新民晚报、新民周刊希望通过昨天刊发的何智丽专访和今天刊发的叶永烈文章，能够减轻何智丽身上的巨大压力，希望何智丽、叶永烈这两位有着20年友谊的老朋友能重归于好，希望能在回顾一段违背奥运精神的曲折历史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希望广大网民理解何智丽，理解“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尤其要正确理解体育运动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狭隘民族意识是要误大事的啊。

    让我们携起手来，形成全民共识，以健康、宽广、快乐的心态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

叶永烈：仍欢迎何智丽到我家做客

                            （原载2007年4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

本报昨发表何智丽访问记《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后，今晨叶永烈也有话要说——

昨天，《新民晚报》刊登了小山智丽（何智丽）访问记《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我很惊讶。

诚如何智丽所言，我与她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为了多年的友情，我原本不想说什么。但是由于《新民晚报》具有广泛影响，这篇文章随即在网上四处传播，当晚我家电话不断。刚从山西讲学返回上海，正忙于写作纪念毛岸青文章的我，被众多媒体的电话所干扰。看来，我不作答复，无法恢复平静的工作环境。我不能不作一简单的答复。

    不小心踩了地雷

我是最早支持何智丽反抗让球、第一个把让球内幕公之于众的作家。从1987年以来，我对她支持有加。直至今日，我仍认为，她当年反抗让球的大无畏精神，是非常值得赞许的。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我从不为此而感到后悔。

3月2日，我在《新民周刊》发表《何智丽：我想有个家》一文之后，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这是始料不及的。我曾说，不小心踩了地雷。尤其是网络上的恶骂，使身处异国他乡的何智丽蒙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对此我充分理解和同情。正因为这样，她从大阪回到上海，借助《新民晚报》说了那番话，把这些天蒙受的网络“大批判”和“爱国者导弹”猛烈攻击的气全都出到我身上，我也以为情有可原。何况她刚开始学电脑，据她说那些天电脑又正好出故障，所以网上的种种对她的批评都是她听别人说的，未免更带情绪色彩。我毕竟年长于她，是她父辈的年龄，我不会因此与她计较。

    态度为什么突变

何智丽是一个个性很强又容易偏听偏信的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往往出言不慎。1994年在广岛亚运会获胜之时，她激动过度说了那番人所共知的话；1998年她与小山英之离婚时，又说了一番不很妥当的话；这次她对《新民晚报》记者所说的话，同样有着那样过激的情绪。

很多朋友感到惊讶，何智丽与你原本是好朋友，为什么这一回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自从3月2日以来，尽管她在日本大阪，仍频繁地与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网络上反响很大，她几次给我来电，希望我尽快再发表文章，作出解释。第二篇文章发表后，她表示感谢。随着网上的恶骂声浪越来越高，她急切希望我发表新的文章，给予回击。

当第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她的父亲读了，以为写得非常好，特地给我来电致谢。然而，何智丽读了之后，给我来电，极其不悦。内中的原因是：在第三篇文章中，我公允地谈到她的一些失误，比如她在1994年亚运会的赛后感言，比如她在跟小山英之离婚时对日本记者所说的话，并指出根源在于她从小忙于打球，忽视文化修养。她在电话中对我说，我怎么没有文化？我现在给日本的大学上课，怎么没有文化？又过了一天，不知道听信了谁的话，她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

此后，我离开上海，应邀赴山西讲学。当我回到上海，便听说何智丽回来了——原本，她回上海，总给我打电话，或者在日本就来电，告知何时来沪。这一回完全不同，她不接我的电话。接着，我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了她对记者发表的谈话《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

    尊重起码的事实

对于何智丽这一回的谈话，读者诸君自有明鉴，无须我一一解释，只要我对朋友问心无愧就够了。

不过，在这里，我只希望她在激动的时候，说话不要违背起码的事实。比如，她说“我没要他帮我找男朋友”，我想她心知肚明。其实，她离婚将近10年，想有一个家，这是人之常情；她知道我的交际面广，朋友的层次也比较高，托我为她物色合适的对象，这也合情合理。尽管这样的事完全超出我的写作范围，出于对她处境的同情，我也确实为他介绍了好几位朋友。如今她又何必矢口否认呢？

早在2002年，她就向我透露了这一意思。我在2002年12月28日，为她介绍了第一位男友，见了面。此后，又应她的要求，再度为她介绍男友。当我的长子、长媳来沪的时候，她又请我的长子、长媳帮忙介绍。她跟我的长子、长媳年岁相近，以为他们也许更能够帮她找到合适的对象。

2005年8月2日，上海《东方体育日报》就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我根据她的谈话所写的《小山智丽，好想嫁个上海人》，开列了她择偶的4项条件。当时我把《东方体育日报》送给她，她非常高兴。她还告诉我，由于《东方体育日报》刊登这一文章，她收到一些境外男士的来信。她还把信给我看，让我出面与对方联系……难道非要我公布相关的录音带、会面时间、地点、合影照片以及往返的E-mail？我列举这一小事，就可以看出，何智丽连起码的事实都想否认，那么，《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中那诸多不实之词就可想而知。

                  反戈一击不应该

何智丽当年反抗让球最令人敬佩。令我惊讶的是，这一回她居然“忌谈”让球，认为我追踪、揭开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内幕，是在“挑拨”她与中国乒乓球队的关系！

我所以写何智丽，就是因为她敢于揭起反抗旧体制的大旗。让球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我是基于这一点，二十年来给予何智丽以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以为，她回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矛头所向应当是不合理的旧体制，不合理的让球。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竟然对一贯给她以帮助的我“反戈一击”。这实在是我所不愿见到的。

即便如此，我仍原谅她在这一访问记中的许多过激的话。我依然肯定她对中国乒乓球事业所作的贡献。我始终认为，由于何智丽事件引发的这场大讨论，对于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祝愿她能够在未来有着美满的家庭，有着幸福的生活。我相信，过些日子她的情绪冷静下来，会明白我的一片善意的。如果她愿意，我还是欢迎她到我家做客。 

    今晨于上海“沉思斋”

《新民晚报》编者祝愿：但愿风波过后，叶永烈和何智丽还是好朋友

回应何智丽 叶永烈笑着说:这对我来说是小事

叶永烈说明：我刚从山西讲学归来，上海《新民晚报》在昨天（4月5日）发表了何智丽专访《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全文附录于后）。顿时，我家电话不断，众多记者来电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都没有予以答复，只在扎尔根先生来电时，说了几句。扎尔根先生当即在网上发表，现在也照录于后。

确实，我原本不想做出回应的，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事还需要我回应吗？谁在说谎，读者一看就会做出判断。但是，面对众多媒体的不断来电追问，我似乎必须说几句。因此，我在同样的报纸——上海《新民晚报》上，会做出适当的回应。

（照片：叶永烈在山西太原）

2007-04-05 18:06:53　来源: 网易体育专稿　 作者：扎尔根 　

20年的友情，一夜之间因为一系列报道烟消云散。上个月，叶永烈在《新民周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叶永烈注：是三篇文章），提到了何智丽当年的让球经过，提到了何智丽不愿意再嫁日本人的决心，提到了要通过媒体帮何智丽找到新的另一半。可是，何智丽却在上周末专程从大阪飞到上海，通过媒体怒斥，自己的20年好友、著名作家叶永烈通通都在说谎。

有意思的是，叶永烈文章中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站在“帮助”和“赞美”何智丽上的，不管是当年的《是是非非何智丽》还是最近的报道，一直都对何智丽反让球的举动持支持态度。可是，何智丽却不领情了。

网易体育第一时间连线了叶永烈。听起来，电话那头的叶永烈一直在笑着说话，还没等记者说完，他就打断说，我早知道这事儿啦！

“这对我来说是件小事情啦！”叶永烈的语气轻松得超乎想象。不过，除此之外叶永烈却拒绝再透露任何信息。

当记者追问起他们20年的友情时，叶永烈说：“过年，她都来我家拜年。你说我们的友情怎么样？”

“现在我不愿意谈这件事情，明眼人自有定论。”叶永烈最后扔下一句话。

之后，一名知情人士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是何智丽在说谎，而不是叶永烈。

“何智丽在说谎。她这个人头脑有些简单，她很容易受别人的话的影响。”这名知情人士说。

那么是什么让何智丽对好友的这四篇报道（叶永烈注：三篇报道）反应如此之大？“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我觉得压力很大”“他提到我比赛时说‘哟西’的问题，还有一番解释，其实不对。我说这两个字，只是语气词，以前在国内比赛时就说，不是日本话。因为这个，大家来骂我，真让我觉得冤枉……”从何智丽的这番话语就可以看出，她的反攻，很可能是受了网友批评的影响。

叶永烈的博客上，他表示自己的这几篇何智丽的报道引起的讨论在奥运会到来之前有着很大的意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刻，关于何智丽的争议，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中特别是正确理解奥林匹克精神与正确理解爱国主义，是每一个中国国民所应上的一课。”

 附录：

匆匆赶回上海的何智丽一吐为快——

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

    如一阵风，似一团火。何智丽走进咖啡厅，一脸凝重地坐下：“我有话说！”从文新报业大厦43楼的窗户往外看，上海的这个下午，让人有一种倾吐的欲望。

    上周末，何智丽专程从日本飞回上海。不过，这次她不是为了乒乓球，也不是为了中日友谊。这一次，她为了一点私事，一件让她失去生活重心、令她想起来就觉得莫名其妙的私事。

    “我不是叶永烈的广告商。我再三跟他说，不要再说有关我的任何事，可他竟然置若罔闻！”坐下后，何智丽非常气愤地说：“叶永烈说的一切，既不是事实，也非我所授意，更非我所愿意！”

    上个月，久无声息的叶永烈，在媒体上陆续发表了有关何智丽的系列报道。一时间，网络上点击数以千万计。远在日本的何智丽知道这个消息后有些惶恐，也很无奈。因为，文章发表之后，骂名滚滚来。淡泊江湖的何智丽，一下子又成了“绝对焦点”。

    “我的生活，被完全打乱了。”何智丽说，“2005年上海世乒赛后，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记者或作家采访，也没有委托、授权任何人写过关于我的文章。”

    面对20多年老朋友“横空出世”的系列报道，何智丽一脸莫名。

    莫名之一  发誓不嫁日本人

    令何智丽最生气的，莫过于叶永烈说自己发誓不再嫁日本人。她再三强调自己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和意思，“不管叶永烈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怎样的感慨，但他这样说我绝对无法接受。”

    何智丽的言语很强硬：“这句话足以打乱我现在的生活。我是中国人，目前工作在日本，大阪也好，上海也好，只是生活的地域不一样。就算我不嫁给日本人，也不会说有损中日友谊的话。感情的事一切随缘，并无国别、地域的限制。”

             莫名之二  没要他帮找男友

    叶永烈说何智丽“我想有个家”，又谈了她的择偶标准，这让何智丽感到不满：“我没要他帮我找男朋友，我现在的工作、生活都很顺利，不需要叶永烈先生为我操心，我也不曾有过要叶永烈为我操心的意愿。”

    “前几年，我的父母遇到叶永烈，就对他说要关心关心我。可是没想到在叶永烈的文章中，竟然变成我妈妈要叶永烈帮我找男朋友。”何智丽的眼神透着无辜。

   莫名之三  奥运会让球传闻

    参加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大家都知道，我很遗憾自己没有参加过一届奥运会。而叶永烈在写我的文章中，提到中国队在奥运会上所谓‘让球’的事情，让人觉得是我说的，这对我很不公平！所谓奥运会上‘让球’的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的。”

    莫名之四  日本没有铁饭碗

    叶永烈写道，大阪池田银行对何智丽非常照顾，“哪怕天天不上班，她也有不错的收入”。何智丽觉得，这不符合事实。“日本没有铁饭碗，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别说我，在日本，就是老板不上班也同样没饭吃。”

    何智丽觉得，这样的描写，抹杀了自己在日本的拼搏。

    莫名之五  多处细节有偏差

    叶永烈描写何智丽的文章中，还出现了多处细节偏差。“他写我家的地址，其实早就不对了。他说我现在经常去苏州，其实我才去过一次。他说我在日本的乒乓球俱乐部工作，其实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何智丽表示，今年大年初五，自己去叶永烈家拜年，前后大约只用了1个小时。“当时也没谈什么，就是朋友间的聊天，没想到后来他写了那么多。”

    莫名之六  执意发表挑事端

    再次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这是何智丽万万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叶永烈借着写何智丽的文章，大谈中国乒乓球队所谓的“让球内幕”，让何智丽感到“里外不是人，受了很大侮辱”。

    “我在日本拿了10年的冠军，也算个名人，接受过很多记者的采访，至今我从来没提过‘让球’的说法。就是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名词。”何智丽明确表示：“叶永烈这次写这些内容，让人觉得是我对他透露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的成绩是中国培养出来的，我怎么可能伤害我的国家、我的队友！”

    其实，何智丽曾试图阻止叶永烈，不让他写有关“让球”的内容，但她与20多年老朋友之间的沟通，这次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第一篇文章《我想有个家》出来后，我爸爸打电话给叶永烈，问他这样写，是否得到我的同意，还一再叮嘱‘叶老师’，下次不能这么写。”

    “没想到，第二篇又写出来了，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我觉得压力很大，就打电话给叶永烈，要他不要再写我的稿子，叶永烈答应了，说‘你放心’，却没有做到。《三问何智丽》稿件登出前，我要求叶永烈不要写‘让球’的内容，他还是写了。最后一篇稿子，叶永烈不顾我的强烈反对，还是执意地私自发表了。”

    “这4篇稿子，没有一篇让我觉得满意的。”何智丽说：“他提到我比赛时说‘哟西’的问题，还有一番解释，其实不对。我说这两个字，只是语气词，以前在国内比赛时就说，不是日本话。因为这个，大家来骂我，真让我觉得冤枉……”

    “叶永烈毫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好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多年好友，我深表遗憾！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何必再来挑拨？”何智丽说：“这次我回来，除了澄清一些问题，也要感谢多年来支持我的人。我有信心，在将来的日子里，为中日两国的经济、体育交流，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首席记者  晏秋秋  实习生  钟喆  新民周刊记者  陆世纶  王倩

    【壁上观】呐喊很久，为了沉默

    10多年了，何智丽一点都没有变。

    在餐桌上，她的口味不变；谈起乒乓，她的热情没变；面对近期成为“舆论焦点”的委屈，何智丽性格中的“强硬如铁”的成分，依旧未变。

    上周末，何智丽为了澄清叶永烈文章中的不实之处，匆匆从日本赶回上海。前天晚上，何智丽饮下一口红酒，怅然地说：“20多年的老朋友啊，我没想到……”但随即，她谈了自己在日本的生意，谈到了自己将来的打算。谈到开心处，“我真的想为中日两国的交流，多做一些事情！”

    生活总要继续。43岁的何智丽，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昨天下午，在文新报业大厦43楼，何智丽面对本报和《新民周刊》，侃侃而谈2个小时。前前后后，她要表达的，主要不是对叶永烈的不满，而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态度。她更加看重的，不是叶永烈文章中的细节，而是“平淡生活”的可贵。

    所以，呐喊很久，为了沉默。

    过去的已经过去。何智丽当年极富争议的举动，早已成为中国乒乓球历史上难以言说的一幕。何智丽该得到的，早已得到；该付出的，也已付出。过去十几年，中国体坛风云变幻，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何智丽都已经退到幕后。让她一个人，承担历史的重担，公平吗？

    无意为何智丽开脱什么。只是想说一句，人，总要抬头向前看。

    晏秋秋

    【相关链接】

    何智丽，1964年9月30日出生，原为上海运动员，国家队球员。1989年，她嫁给日本人小山英之，后入日本籍，改名为小山智丽。她的技术特点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拉弧圈球打法，技术全面，防守技术好，1987年曾排名世界第一。

    在中国队时，她曾获得第38届世乒赛女团冠军、第39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加入日本籍后，在1994年的第12届广岛亚运会上，她接连击败前奥运会冠军中国台湾的陈静、中国的乔红和世界冠军邓亚萍，夺得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那时，她不仅在比赛中大叫“哟西”，而且在赛后用日文回答中国记者提问，引发了乒坛的“小山智丽”风波。

    时过境迁，现在的何智丽已经与丈夫离婚，在日本过着独身生活。不过，今年3月，同何智丽相交20年的朋友叶永烈的“何智丽系列文章”再次把她推到台前，使她成为“公众焦点”。 

叶永烈散文：三亚归来不看海                                       

照片说明：逆光中的三亚湾（叶永烈摄）

（发表于2007年3月29日上海《新民晚报》）                           

徐霞客踏遍华夏大地，曾感叹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套用他的话，“三亚归来不看海”。

头一回去三亚，随着旅游团走马观花。这一回再去三亚，与妻组成“自由团”，以一张三亚地图作为“导游”，兴之所至，漫游三亚。好在三亚是一座小城，看了几眼地图也就烂熟在胸，何况这里的出租车起步价不过五元，爱到那里就到那里，一天工夫就转遍了三亚各个角落。

在全方位“扫描”之后，我选择了重点。我最喜欢的去处，便是三亚湾。

三亚市的地形，像一只高统长靴伸进了湛蓝的南海。长靴的靴面，也就是市区的西面，与南海亲密接触——那一带就叫三亚湾。

三亚湾长达二十公里，一路上碧海蓝天，沙滩细软，椰树成林，绿色如茵。在三亚的地图上，沿三亚湾海岸画出长长的一条绿色地带，标上四个富有诗意的字：“椰梦长廊”。这“椰梦长廊”，正是三亚美的精华所在。

与“椰梦长廊”平行的，是宽敞平直的海滨柏油马路——三亚湾路。

那天我前往别处，车过三亚湾。记得，出租车沿着东西向的新风街往西驶到尽头，朝北一转弯，进入三亚湾路。我才瞄了一眼，一下子就被三亚湾的美景迷住了。的士沿着三亚湾路行驶，我在车中观看“椰梦长廊”，宛如电影中长长的横移镜头一般。无穷无尽的椰林，无边无涯的大海，艳阳，白浪，银滩，翠草，构成了一幅色彩明快的热带海滨风情画。

于是，从别处回来，我干脆在三亚湾跳下车，在地毯般柔软的沙滩上漫步，在椰林下呼吸着来自海洋的潮润空气，细细地、静静地观赏着。

这时候接近中午了，阳光格外强烈，三亚湾畔的色彩反差变得很大，落在白色沙滩上的椰子树影，黑白分明。坐在椰子树荫里欣赏大海，有一种清凉感。我注意到，大海与蓝天几乎融为一色，化为一体。睛空飘逸着白云，碧海翻腾着白浪，仿佛成了相对的镜像。此时除了那些在大海中游泳的“浪里白条”之外，海滩上游人无几。

饥肠辘辘，我不得不离开三亚湾去吃中饭。一路上，司机听说我还想再来三亚湾，就告诉我，下一次来，最好去海月广场。

在傍晚时分，我来到海月广场。那是在“椰梦长廊”的中点处，迎宾路与三亚湾路的交叉口。那里矗立着四星级金凤凰大酒店的金黄色大厦。

海月广场依海而筑，一道圆弧形的铁栏杆伸进大海里，仿佛一轮明月正从海面冉冉升起。“海月”二字便是取自唐人张九龄诗《望月怀远》中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广场正中是由红花、黄花和常青灌木组成“蝶恋花”图案。

这时，太阳渐渐西沉，大海处于强烈的逆光之中。站在海浪中的钓鱼者，被点点波光所包围，成为黑色的剪影。海月广场上那摇曳多姿的柳树雕塑以及一排排椰树，也都成了黑色的剪影。沙滩上的游人多了起来，在逆光下影影绰绰。游人的步履缓慢，走三步停两步，甚至久久地伫立，显然被此时此刻大海的美景深深吸引。在椰子林里，我见到树干间系着吊床，游人悠闲地躺在吊床上，凝视着镶着一片金光的大海。

游人们在等待最壮观、最美丽、最动人的时刻。三亚湾正对西方，开阔无碍，是观赏日落的最佳场所。正因为这样，三亚湾的游人以傍晚最多。当无限好的夕阳染红了整个海面，染红了整个天空，壮丽地溶化在海水之中，意味着又一个白昼画上了句号。

在三亚，可以从鹿回头公园那高耸的山巅上观看日出海面的第一缕阳光，可惜那时候公园尚未开门，无法登山；在南岛、亚龙湾也可以看到日落，但是从那里离市区远，要摸黑才能返回。正因为这样，方位好而又坐落在市区的三亚湾，成为三亚观赏日落的最佳所在。

只要是晴明之日，天天都可以在三亚湾看到日落。然而，我却偶然遭遇不平常的一幕：一天下午，我在友人陪同下登上海滨新楼最高的第二十九层。那里的阳台是俯瞰海景的绝妙的“检阅台”，广袤的三亚湾尽收眼底。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一场豪雨倾泻而下。这时，镜子般的海面变成了皱纱，瓦蓝的海湾变成了一幅灰黑色的水墨画。渔舟在风雨中摇摆动荡。不过，三亚的雨非常爽快，来得快去得也快，说下就下，说停就停。转瞬之间，风定雨收，阳光甫露，一道弯弓般的彩虹挂在三亚湾。我赶紧拿出数码相机，摄下这难得一见的三亚湾之虹……

就在这时，灵感的闪电一闪而过，“三亚归来不看海”这一佳句闪过了我的脑海。

叶永烈：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妻子是姐妹

照片说明：叶永烈采访毛岸英之妻刘松林

　　2007年3月23日凌晨四时十八分，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打电话来采访，希望我就毛岸青谈一点背景。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

　　我说，我曾经去过毛岸青在北京城里的小院，他、妻子邵华和毛泽东长媳刘松林一家住在一起。

　　《洛杉矶时报》记者便问及刘松林和邵华关系。

　　我回答说，那是很有趣的巧合：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嫁给了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而刘松林和妹妹邵华，则嫁给了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

　　我的答复，引起那位记者很大的兴趣……

　　刘松林和邵华是亲姐妹，然而一个姓刘，一个姓邵。内中的缘由，说来话长。

　　我曾多次采访过刘松林。其实，刘松林原名刘思齐，而邵华并不姓邵，本姓张，叫张少华。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他回到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家中，得知夫人杨开慧刚生一子，亦即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泽东为三子取名毛岸龙。这时，五岁的长子毛岸英、四岁的次子毛岸青以及保姆陈玉英，也都跟毛泽东住在一起。

　　几天之后，一对青年男女前来拜访毛泽东。男青年是一位年轻的军官，叫刘谦初，山东人，中共党员，当时担任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女青年便是张文秋，湖北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处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夜，刘谦初向毛泽东请教有关国内外形势和农民运动问题，谈得很投机。杨开慧拿出花生米招待他们。张文秋抓了一把花生米给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孩子都很有礼貌地向张文秋道谢。张文秋压根儿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这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她的女婿。

　　当时，张文秋和刘谦初正处于热恋之中。由于发生“四.一二”政变，武汉局势动荡，本来打算先订婚后结婚的他俩，也就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结婚。新婚之后，刘谦初便和张文秋匆匆告别，奔赴前线。后来，他们在山东重逢，并肩战斗。

　　一九二九年夏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先后在济南被捕。这时，张文秋已经怀孕。她在狱中装成一个不懂政治的乡下女人，终于在一九三Ο年初获释。中共地下组织把张文秋送往上海。张文秋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刘谦初曾事先给孩子取名“思齐”。“齐”，即山东，刘谦初的故乡。刘思齐，也就是刘松林。

　　遗憾的是，刘松林未见父亲一面。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在济南被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枪决。临刑时，刘谦初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正在上海中共地下机关工作的张文秋，四月八日忽然发现机关里那天的报纸都不见了。她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柜里找到一份当天的《申报》，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这天的报纸收了起来，因为报上登载了《山东枪决红匪》的消息。张文秋一看，就昏了过去……

　　七年之后，刘松林有了第二个爸爸。

　　那是张文秋带着刘松林在上海、香港、南昌、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奔赴红都延安。那时，去延安几乎都要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转关系。在那里，张文秋见到一位左腿残废的老红军，名叫陈振亚。陈振亚是湖南人，跟张文秋在同一年──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振亚在江西的战斗中，失去了左腿。经林伯渠介绍，张文秋和陈振亚相识。他们乘同一辆卡车前往延安。陈振亚是残疾军人，大家都让他坐在驾驶室里。他很喜欢七岁的刘松林，一路上，让刘松林坐在他的膝盖上。

　　一九三八年，张文秋和陈振亚在延安结婚。这样，陈振亚便成了刘松林的继父。

　　中国人常常很讲究缘分。刘松林与毛泽东一家也真有缘。在延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八岁的刘松林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喜欢刘松林，居然认她为“干女儿”。从此，刘松林与毛泽东一家结缘……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人头济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也来了，聚精会神观看演出。那天上演的是话剧《弃儿》。《弃儿》写的是一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白区进行艰苦的斗争，不幸被捕了。他们的女儿在寒风中奔走呼号:“妈妈!妈妈!”

　　这个演女儿的小演员，便是刘松林。刘松林当时在延安的托儿所里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所以被选中。由于刘松林有着剧中小女孩的类似经历，所以她演得非常投入，非常感人。

　　毛泽东深受感动，这大约是由于他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的三个儿子在上海一度成了“弃儿”。

　　在剧终之后，毛泽东仍为《弃儿》所深深感动，建议把最后一幕再演一遍。于是，刘松林穿着褴褛衣衫，又一次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妈妈!妈妈!”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演员。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把刘松林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脑袋，问她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是谁。刘松林指着坐在后边的陈振亚和张文秋说:“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朝他们招手，陈振亚和张文秋连忙走了过去。

　　陈振亚向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同志的女儿。我是她的继父。”

　　毛泽东记起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武汉来访的那对青年男女，对刘松林说道:“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吗?”

　　刘松林回答说:“好!”

　　毛泽东又说:“你既然是我的干女儿，那就随我到家里去玩吧!”

　　于是，在演出结束之后，毛泽东牵着刘松林的小手，带她回家去。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刘松林接去。

　　从此以后，刘松林成了毛泽东家的小客人，常常去玩。

　　那时，毛岸英还在苏联。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这位八岁的干女儿，后来竟成了毛泽东的长媳。

　　就在这年秋天，张文秋在延安生下一个女儿。这样，刘松林有了一位异父同母的妹妹。陈振亚为女儿取名“少华”。照理，女儿应该叫“陈少华”，他们反“传统”，沿用母姓，叫“张少华”。后来，张少华在北京大学毕业，用“少华”的谐音取“邵华”为笔名。如今，她便以邵华为名。

这场关于何智丽的大讨论，波及全国，卷起“网络风暴”，而导火索是从《新民周刊》上点燃。

《新民周刊》是全国富有影响的严肃性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编辑部从总编辑、总监到责任编辑，高度重视、精心策划何智丽系列报道，推动这一大讨论逐步走向深入。

远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的《燕赵都市报》，注意到《新民周刊》编辑部的这一动向，在2007年3月11日发表记者栗强的报道，专门写了“何智丽系列报道是如何出炉的”。报道笑称叶永烈是被《新民周刊》责任编辑张伟“拉‘下水’”。

张伟与我、与何智丽都有颇深的渊源。他原本是《新民晚报》体育记者兼编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何智丽，就是通过张伟到上海市体委资料室查阅何智丽资料的。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之后，何智丽与小山英之来到上海，与我作了两次长谈。我写出何智丽谈广岛亚运会的重要独家专访。张伟闻讯，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取走这一专访……

张伟本人也曾多次采访过何智丽，对何智丽的是是非非很熟悉。《燕赵都市报》写及张伟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大阪世乒赛，何智丽孤独站在一个角落里面，看着场内球员的比赛，短短四年，她由一个不让球的叛逆者成了一个旁观者。‘我是要赢球的，当我赢不了时，我会选择退役。’在大阪的一家中餐馆，何智丽请我吃饭，让我在报纸上写一条她要退役的消息。后来我发了《何智丽退出国际乒坛》，抢了国内报纸的独家。”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背景，猪年春节初六张伟来电向我约稿时，我只说了一句“前天何智丽来我家拜年”，马上被张伟抓住了这一话题，要我写何智丽近况。

在《何智丽：我想有个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张伟要我写续篇。起初我并不想写，他一再催促。记得，夜十一时，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第二篇文章的角度、内容，直到将近午夜。他强调了讨论何智丽问题应当放在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

第二篇文章又引起轰动。张伟根据编辑部的策划，要我写第三篇。他说，三篇文章，上、中、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我提出，第三篇应当是总结性、综合性、反思性的，要有深度，他则提出，应当解答读者提出的关键性问题，作者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篇幅可以长一些。我希望能够全面观察一下网络上关于何智丽争议的方方面面，把第三篇文章的写作推迟了一期。

现在，这三篇“何智丽系列报道”分别以“近况”、“历史”、“释疑”为关键词，都已经在《新民周刊》推出，引起一轮又一轮PK。

反思往事是为了汲取教训。这场由《新民周刊》发起的何智丽事件大讨论，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2008北京奥运会热身。